原标题：仁术救生船 德行济世车

【资料图】

——忆先父马凤图(上)

常书鸿病中为父亲马凤图画像

作为武术家的父亲

我的父亲马凤图，字健翔，回族，是当代成就卓著的武术家，同时又是一位致力于医者仁心的中医师。上世纪50年代 ，他与牛孝威、董静庵、柯与参并称“兰州四大名医”，医名广传河陇。

父亲1888年生于河北省沧县杨石桥一个世代习武的回族家庭。幼随祖父，父亲习劈挂拳及摔跤等艺，并随舅父吴懋堂和孟村吴世柯习八极拳,1899 年，当时12岁，拜盐山县黄林彪为师，习通背大架子，十二大趟子，劈挂，青龙等拳及六合枪要法，双手刀法，七十三剑（宣化剑）等艺。系统接受了李云标，肖和成，黄林彪所倡导的通备学说。

对父亲的武术成就，报刊上已多有介绍，国内外也陆续发表了多种专题研究的论著；而作为一代名医，虽然民间至今还流传着不少称颂之词，专门介绍的文字却比较少见。父亲一生倡导医武结合，主张医者应该是强健体魄的表率和宣传者，武者不仅应该是良好生活方式的楷模，而且应该有一定的医学修养，“医武双修”，才有珠联璧合之效。”深感愧疚的是，作为后代的我们，几乎都做不到这一点。

父亲曾经怀着“济世”的抱负蹭蹬于仕途，然而在饱经挫折之后，选择从医“济世”为晚年的归宿。这大概就是所谓“不为良相，便为良医”之说了。不过父亲与许多被动的从医者确有些不同，他真的喜欢中医这门学问和这个职业 ，因此才能做长时期的准备和积累，一旦下海 ，即如水到渠成，不久便成为此道中之高手。

这篇文稿侧重于父亲的医学成就，是他在兰州的从医经过和他晚年的医学实践。父亲及我们全家和兰州缘深情厚，民国十六年（1927年），父亲来到兰州，先居住在埽泥泉子（今柏树巷），1945年在南稍门的福禄街中街子口上买了一院房子居住，1949年，搬到南城巷一处土木结构的小院子里。直到1966年，南城巷拆迁又搬到了大众巷，后来就住在了兰州大学校内。我们家兄弟姊妹八人，有七人出生在兰州，都是在清华小学上的学。所以，我见了故乡人就给他们说：我是南稍门人！

父亲在把中原地区的通背拳法传入西北并自成一家后，又将学医得来的知识用在了为人民健康服务上，最终成为一名职业中医师。

说起父亲的医学，虽然幼年时曾从二叔祖马占元学过一点单方偏方之类，但说不上有什么家学渊源，启蒙老师是舅舅吴懋堂先生，而真正将他引入医学殿堂的还是武术家黄林彪先生。用父亲自己的话说，他一生所走的亦武亦医的道路，是黄先生一手带出来的。

后来又得到了另一位对父亲产生过影响的人，是当代名中医张锡纯（寿甫）先生。张锡纯是盐山县人，与父亲可算是同乡，但二人原先并无交往。民国九年（1920年）初，父亲南游归来，曾到天津谋求职业，与张锡纯邂逅于桐城派古文家孙宝琦先生居处。父亲后来回忆说：张很率诚，也很健谈，医典稔熟，文史修养也相当厚。谈起晚清和北洋的秘闻轶事来，滔滔不绝，如数家珍。这与他医名高，接触过很多重要人物有关。当时他的《衷中参西录》前几期已次第问世，社会反响很大，京津医家几乎案头必备。父亲遇见他时，刚刚读过几期，对其中内容十分熟悉，所以张对这位中医爱好者的学识颇表好感。又知道父亲擅长武术，而且是盐山黄林彪的弟子，更加另眼相看。二人谈未尽兴，约定第二天再谈。

第二天，二人在鸿宾楼饭庄见面，在座的还有张最喜欢的京剧武生高富安和李吉瑞、薛凤池等伶界朋友，谈话内容自然不限于医学。但张对自己的“衷中参西”之说做了一番提玄钩要的阐述。而且鼓励父亲大胆临床，勇于实践。他反复说：医家的真知卓识皆来自临床，一日不临床，便短了一日之智；三日不临床，遇病家如履险地。他强调医家须有胆识，终生局促于经络脉象而临诊不知所措者，与好谋而无断的将军同。他借用唐代颜真卿向“草圣”张旭请教笔法的著名典故，一口气说了六七个“胆、胆、胆……”此时神情激越，意气昂然，旁若无人！父亲后来说，张锡纯先生是他见过的前辈名医中最为淹贯博通而气宇恢宏的一位，而且以当时的盛名，竟毫无骄饰之态，谈笑风生，挥洒自如，这一点是常人不容易做到的。

几年后，张在沧州行医，父亲乘返乡省亲之机去拜望，可惜，当时正有京中显贵的眷属特来沧州求诊，张忙于接待，与父亲匆匆一晤而别。以后通过信，还收到过他寄赠的《医林改错》等医书，然而终于没有再见面的机缘。父亲对张锡纯怀有深切的敬重之情，他对张所有的方剂都做过认真研究，并经常在临床中参酌使用。此外，在充分吸收西医理论和精心诊断、大胆用药方面，也都有效法张的地方。30年代张殁于津门，父亲在唁电中自署“受业沧州马凤图”，后来也经常以张的私淑弟子自称。

初到甘肃的父亲，政务繁忙，调动频仍。但父亲总是挤时间读书，找机会临诊。遇有名老医家，一定去拜访求教。民国十六年（1927年）任狄道（今临洮）县长时，尽管任期短暂，他还是拜访了当地几位老医生，向他们请教甘肃的地方病及对症方剂。临洮是陇上的文化名城，出过不少文人，也出了不少名医。在这里，他还买到不少久觅未得的稀缺医籍，均出自当地某世医之家，如乾隆版的薛氏《医经原旨》等。

民国十七年（1928年）到十八年（1929年）初，在导河县（河州含今临夏市及积石山、东乡、永靖、康乐四县）县长任内，是父亲一生中最为艰难坎坷的一段经历。在这里就不多讲了。

民国十八年（1929年）秋，父亲又由军法处长调任永登县长。此年春夏两季，甘肃曾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，道馑相望，饿殍遍野，约有80多万农民死于饥荒。永登是重灾县之一，入秋后，雨水较好，灾情缓解，民困稍苏，但疫病大面积流行，特别是肠胃病急剧增加。当时社会医药水平非常低下，大量病人得不到及时救治，有的人逃过了饥馑却丧身于疾病。父亲以少量时间料理政务，其他时间全部用于救治患者。他从兰州请来几位医家，在县衙内开辟了临时诊所，向患者免费或低费施诊施药。一时间四乡病人闻声而来，县衙内熙熙攘攘，成了一个救治中心。他经常亲自坐堂看病，不嫌累，不避脏，遇疑难顽症，寝食不宁，务求良效。据当时在县府任科长的佟少侨说：他身为一县之尊，政务之外，从早到晚处理病人，亲自组织和察看药物，还督促县府上下所有人员参与救助工作，亏了他体格强健，精力充沛，要是一般人，恐怕早就累倒了。

当年许多得到过救治的永登人，都深切感念这位与众不同的“县长先生”。60年代初，生活困难时，永登红城子、苦水等乡的几位老人，曾几次专程送来炒面和干菜。

更为难得的是，父亲在公余之暇，时常为民众看病，凡到四乡视察，必定带着药囊，为寒苦患者施诊送药，还亲自给县内医家讲授《内经》《灵枢》《伤寒论》等医典。

民国二十二年（1933年），甘肃籍中医牛孝威自北京归来联络地方中医王仲英、李子质、柯与参等筹办“中央国医馆甘肃分馆”。牛孝威以此事来寻求父亲的支持，他当即表示赞同，便带着牛孝威、王仲英等，找省府当局交涉申办，并争取到了邓宝珊、张维、水梓等地方头面人士的赞助，使国医馆很快建立起来。当时全国成立分馆的仅华北和沿海几个省而已，甘肃是走在前面的。国医馆成立之初，父亲并未担任职务，后来他应邀担任了处方鉴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，负责医疗事故相关的鉴定事务，这实际上是一项责任重大的职务。

民国三十二年（1943年），他与牛孝威、于有五等创立了兰州国医讲习社，在兰州民众教育馆设置讲席，分诊断、方脉、药物、针灸等科目，向中医初学者义务授课。他曾讲《中医药物学》，每次选讲五味药，从药性功用到配伍处方，旁征博引，条分缕析，受到同仁和社会上的好评。上世纪40年代末，他与中医师王致廉等创办了“兰州健民国医研究学社”并出任董事长，王任社长，地址在白云观内。学社一面招收学员，传授中医基本知识，一面设诊所应诊。社员、学员曾达到130余人，分布在全省许多县，其中如席良丞、窦伯清、王海如等，后来都是省内有影响的名医。这个学社一直存在到解放初期，它对甘肃中医事业的发展产生过积极作用。

30年代末，甘肃省为贯彻南京政府颁行的“中医条例”，首先在兰州试行中医资格考试制度，并由市警察局协理其事。当时还有省府参议等虚衔的父亲，也呈交了参加考试的申请表，任警察局长的老友拜伟（襄华）见到后很不理解，曾专门到家里来劝阻，父亲笑而不答。后来还是如期参加了考试，成为兰州少数取得正式医照的中医师之一。到40年代末，父亲一面在西北师范学院体育系担任兼职教授，一面在家里另辟诊室，接待患者，只是一直坚持义诊，并不收取脉金。这时，他的医名在兰州城内外已经是尽人皆知，“马大夫”的称呼已不胫而走，仅仅是还没有正式挂牌行医而已。他经常为付不起药费的穷困病人垫付药费，身上钱不够了，就让记在账上，从他的工资中扣除。他还在家里自制了多种常用的散剂，遇有紧急而窘困的病人，特别是农村来的病人，便免费送给他们。

1949年6月，鉴于当时复杂的形势和生计之难，父亲正式在兰州同泰堂药店坐堂行医，并同时在住宅门口悬挂上“中医师马凤图寓”的招牌，启用了印有“沧州马凤图处方”的处方笺，从此开始了他晚年20余年的“悬壶”生涯。这时，父亲已是60开外的人了。（马明达）

（兰州日报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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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忆先父马凤图（下）

对解放以后的世事变迁，父亲有着清醒的思想认识。对他来讲，适应这一变化的关键，是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自食其力者。对此，他有精神上的准备，也有技能上的准备，加上长期不懈的宗教修持和武术锻炼，使他具有雄浑舒广的体魄与胸怀。所以，他对自己以迟暮之年犹从头开始做一个普通劳动者，不仅并无忧虑，而且大有“归去来兮”般的轻松感。在新旧鼎革之际，从容地完成了自我变革，在自食其力中度过了自己的余年，这的确是父亲一生中最成功的一页。

父亲身高一米八，喜欢着一袭长衫，白须飘然，形神清癯，风姿秀逸，拎着手杖，风采卓然，堪称是武艺和医德俱佳的典范。受人尊敬，名望很高。父亲出诊只要走在南稍门街上，一种高古清逸的气韵扑面而来，坐凳子的人都要抬屁股，站着的人也要点头示意问好，嬉戏打闹的孩子也要停下来，等老先生走过去，成为南稍门坊上一道风景。

兰州解放的第二天，父亲参加了“兰州市回胞临时救济委员会”的组建与领导工作，因为职业是医生，便主要分管掩尸与救济流落伤病人员的工作。由于他的认真负责和兰州各坊通力合作，这项繁难的任务得以出色完成，受到军管会的好评。接着，父亲又经“兰州回胞赴宁呼吁和平团”主要成员身份，参加了和平解放宁夏的谈判工作，受命负责与中卫方面马鸿宾部八十一军的谈判，对促使马鸿宾部起义发挥了积极作用。从宁夏回来不久，出席了在西安召开的西北军政委员会会议，曾单独受到彭德怀等领导同志的接见。甘肃、宁夏的负责同志都曾经提出要给他安排适当的职务，但父亲明确表示，我是医生，有为人民服务的技能，因此，他不能接受领导上的照顾，不食无功之禄。为了表明心志，父亲上交了宁夏之行中所得到的全部礼品，并多次退回有关部门送来的“车马费”。实际上，当时他的大部分子女都在读书，家口繁重，入不敷出，全家生活正处在非常困难的境地。

1951年元月，接兰州市中医师协进会第19号聘书，父亲担任该会指导委员会委员。同年3月，他正式取得省卫生厅颁发的医政字第32号行医执照。不久，便与高维岳、蒋淑敏等医生在同泰堂中药店创立了“和平路第一中医联合诊所”，这是兰州市第一个联合诊所。1952年，省卫生厅筹建甘肃省中医院，在畅家巷设立了第一门诊部，父亲以名老中医身份，受聘以“半参公”形式在门诊部应诊，实际是扶持这个门诊部，这是当时他这样规格的老中医唯一的一例。以后的数年中，已届古稀之年的父亲，每天步行到畅家巷上班，风雨无阻，从不迟到，从不缺勤，应该说他对省中医院的创立有荜路蓝缕之功。此外，从上世纪，50年代初开始，他还一直担任兰州市中医学会主任委员、兰州中医处方鉴定小组组长、甘肃省卫生工作者协会副主任委员等医学社会职务。

1954年春，父亲曾在处理一起因医家孟浪处方而造成医疗事故的“处方鉴定书”上写道：“医德昌则社会公德昌，医德衰则社会公德衰。医家的责任不只在治病救人，亦在为社会树健康楷模，为世人立道德榜样。是故，医家的道德标准理应高于一般标准，对其要求也应高于一般要求。不可以降格迁就。降格以就、迁就从事则必定贻害社会。”

古今欲行医于天下者，先治其身，欲治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，精其术。父亲正是本着这样的原则和信念，不懈地钻研医术，怀着宽容、宽恕，关心他人的一颗正义仁爱的心，竭尽心力为患者服务，为人解除病痛，救人于危难之中。几十年过去了，关于他医德方面的许多事迹，仍然在群众中传播着，真可谓山高水长，口碑在人。

王致廉先生曾回忆说：马凤图为人笃诚，治学谨严，医德高尚，医风正派……诊病不问患者富贵贫贱，一视同仁。诊费不计，遇有贫苦患者，免收诊金，有时给无钱买药的患者施舍药费。病不论轻重，细心诊治，一丝不苟，用药机动灵活，临床屡起沉疴，殊受社会各界和病家爱戴。他一生无烟酒嗜好，影剧也很少涉猎，唯喜好读书，偶获佳本，必通读为快。读书每加批点，加注心得、疑义，积数十之久，存书亦殊观。他十分重视中西医结合，已63岁高龄，尚争取参加甘肃省第一届中医进修班学习西医。

作为医生，他把医德看得无比崇高，甚至认为医德不仅是医家自身的立身处世之本，而且也是整个社会清明程度和道德水准的重要标志。

当年兰州人谈到马大夫，称他为“三不大夫”,即不坐车、不吃饭、不分昼夜。有口皆碑。关于“三不大夫”的说法，有多种不同的“版本”，无非表达了群众的推赞之情。1962年12月2日的《团结报》曾以《马凤图老人的“三不”作风》为题，作过专门报道，我们引录其中的一段：马凤图老人是兰州市白银路卫生院的中医大夫，他的服务精神，受到患者和家属的赞扬。他具有“三不”作风，即不摆架子、不坐车子、不计报酬。凡有求医者，业余无阻，风雨无阻，黑夜无阻，路远无阻，随来随诊，随请随去。每次去郊区看病，一根手杖两条腿，常常雨里来，泥里去；白天往，黑夜归。一次，雁滩公社一位社员，深夜赶来叩门求诊，他老人家一听这社员的妻子病重，拿起手杖就走，使社员非常感动……

重读这篇60年前的报道，使我想起许多往事。报道说，自1956年以来，父亲连续7年被评为区、市、省的卫生先进工作者。在我的记忆中，他差不多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，但对此类荣誉，他一向处之淡然，从不在意。1962年他被评为全省卫生先进工作者，我曾把奖状挂到墙上，他看到后让我拿下来。我由此想到，“三不”以外，似还可以再加上“一不”，那就是他从不接受患者赠送的锦旗镜框之类，非留下不可的，也并不悬挂，积存多了，便让人处理掉。他向来不主张医家张挂锦旗广告来招徕患者，平时言谈中也鄙夷这种行为。有一位号称“癫痫专家”的医生，墙上挂满了“妙手回春”之类的锦旗，他见了不以为然，劝他拿掉，并告诫他：“医家最要紧的是心存厚道，兢兢业业以求实效，不可以这样哗众取宠。侥幸弄险，必有后患！”

1958年，父亲响应号召，以名老中医支援“新生事物”城市人民公社卫生院 ，转到距家较近的白银路公社卫生院，从此由“半参公”改成了全日上班，工作量比前大大增加，而收入则大为减少。不久，城市人民公社撤销，医院改为白银路卫生院。在这个集体所有制小医院里，父亲以其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，受到患者的崇信和礼尊。他使得小医院的知名度大大提高，而且实际上成了小医院得以生存的重要支柱。

1967年，常书鸿先生因腰部受伤，被送到兰州就医。到兰后未得到应有的治疗，病情趋重。这时，经友人介绍来家中求诊。父亲对这位保护民族文化有特殊贡献的著名画家和学者，寄予深切的同情，不仅精心处方，而且教给他用适度的运动和按摩方法加快恢复，在短时间内便获得显效。常先生第一次见面时就说，马老形神俱好，一种高古清逸的气韵从眉宇间透出来，以后一定要为马老画一张像。

此事一直到父亲去世10多年后的1987年，有两位日本学者写了介绍父亲武术成就的专著，请求常老题辞。已经80多岁的常老依然记着当年的心愿，他扶病拿起画笔，凭着记忆和照片，为父亲画了肖像。这幅画很可能是常老一生中最后的一张肖像画，它饱含着常老对马凤图这位患难之交的怀念与敬仰之情。

退休以后，他的心情好了很多，成天笔耕砚耘，整理武术和医学方面的稿子。他计划用5年左右时间，完成通备拳派的体系建构和论著，再写一部自己临床心得的总结，如此，便可以无负黄林彪先生之教，亦可告慰平生了。然而繁忙的医务占去了他太多的时间，使他的计划难以落实。虽然当时我们全家已从旧居迁到陋巷破屋之中，求诊者仍不断找上门来，慢慢地，许多外地的老病家也找来了。父亲从来都坚持病人无分身份等级、荣枯贵贱，只要登门 ，便一定悉心治疗，这个信念丝毫没有因为当时的倒行逆施而稍有改移。有时，他依旧拎着那条为人们所熟识的手杖去出诊，亲自上门为行动不便的病家看病，即使风雨冰雪之天也不例外。

1973年2月的傍晚，父亲在接连工作了几个小时之后，觉得有些累了，头也有点晕，便倚在床头闭目假寝。门人魏毓敏带着一位朋友来求诊，他不顾我们的劝阻，使劲坐起来为这位朋友把脉处方，甚至还强颜问了病家的籍贯等，不想这时出现了脑血栓症状，自此一病不起，不久便溘然长逝。这张接连写了几个“荆芥三钱”的处方，竟成了他留给后代的最后墨迹，象征着他鞠躬尽瘁、死而后已的精神和品格。

1962年冯国瑞先生赠给父亲的诗是一首七律，现抄引如下，以作为本文的尾声。

奉赠健翊先生

百年阅历叹古今，三尺精淬有异锋。

铁肩侠胆燕山客，玉骨冰心沧州翁。

青海同校赵宽碑，金城漫话灵飞经。

与子相逢唯一笑，残生噩梦难为情。

“百年阅历”“三尺精淬”“铁肩侠胆”“玉骨冰心”，都是诗家对父亲人格风范的揄扬之词，其中也含有若干“今典”。

记得当年冯先生对父亲吟解这首诗时，我在一旁侍候茶水。冯先生讲到第四联时回忆起一些往事来，一时颇为动容。两位老人不禁都落下泪来……至今思之，犹觉就在眼前，令人感慨系之。

流寓兰州的山东籍篆刻家丁希农先生告诉我：冯先生曾对他说：“马健翊一生清介纯正，出处明决，进退从容，与朋友交有始有终，真是今人之有古人风者。”我将冯先生这段话告诉了父亲。父亲听后沉吟良久，终于未加评说。然而我觉得他老人家的内心是高兴的，因为这确实是他一生所求的。冯先生毕竟还是深知他的老朋友。所以，我摘取冯先生赠诗的句子，聊志对父亲的纪念。

（兹据马明达《铁肩侠胆燕山客 玉骨冰心沧州翁 ——纪念回族名中医马凤图先生》删订，马琦明。）

（马明达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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